EBET易博有很多人回到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，据国际移民局2023年5月的统计数据，已有480万乌克兰人返回了故土，基辅的人口已逐渐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准。

　　从社交媒体上看，基辅似乎看起来跟其他的欧洲城市没什么差别，大街上人来人往，有说有笑。

　　汶奇在2023年8月份重返了基辅，他体会到了基辅的变与不变。每次走在街上，只要不刻意地去想跟战争相关的事情，他就觉得跟平常一样。

　　但防空警报每天都在响，尤其喜欢在半夜响起，声音就像盘旋在上空的110出警铃声。偶尔，汶奇会听到室外的爆炸声，他形容那种声响像是来自低云层的雷声。

　　这两个月来，汶奇第一次在基辅经历大规模的停电。俄罗斯的空袭摧毁了基辅最大的发电站，而紧急从邻国“借”来的电并不能满足庞大的人口所需。

　　我们第一次通线月底，当时汶奇住在基辅的学生宿舍，一天有时停电3、4个小时。到了6月初，我们第二次通话时，他住进了本科导师在基辅州乡下的房子，有时一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有电，且不知道来电的准确时间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没法约定具体的访谈时间。到了约定的日期，基辅时间下午一点多，他终于联系上我。他的原话是，“现在来电了，但可能半小时左右停电”。时间远远不够，我只能听天由命。万幸，当天我们聊了两个小时，汶奇才打断我，“这里快停电了”。

　　其他的一些改变是，重返校园后，这里冒出了很多汶奇不认识的新面孔。而大部分他熟悉的面孔，有的上战场，有的出国，一切好像都回不去了。

　　去乌克兰留学，是汶奇过往的人生中做过最勇敢的一个决定。原本，他应该按父母的期望，在国内念一个大学，毕业后就进体制内单位的。可战争将他一切的计划都打断了，他被迫回国，甚至还休学了一年。

　　我是上大二那年，这边开始打仗的。之后，虽然所有课程都转到了线上，但像我们学大提琴的，上网课很不方便，也没啥效果。很快，我就跟另一个同学一起休了学。

　　我原本计划着先在国内等，战争一结束就回基辅继续上学。可我休学了一年后，战争还是没结束，我不想再这样耗下去。当时，我身边也有一些留学生回到了基辅，当地的情况似乎还是比较乐观的。最终，我下定决心要回去上学。

　　出发当天，我是从上海先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，第二程再飞摩尔多瓦，最后从摩尔多瓦坐大巴入境乌克兰。战争期间，乌克兰是没有制空权的，没有哪个航空公司敢进到这里的领空。因此，都得从邻国坐火车或大巴进乌克兰。

　　除了摩尔多瓦，还有不少跟乌克兰接壤的国家，比如波兰、罗马尼亚等。但这些都是欧盟国家，签证审查比较严，不如摩尔多瓦的好办。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那次，我是从波兰回的国。当时，波兰政府就给了我一个过境签。

　　上海飞的航班是晚上的，到摩尔多瓦是第二天中午左右。我当时纠结要不要在当地住一晚？

　　我当时心里很忐忑，听说很多朋友都被海关给劝返回国了。于是我四处打听，问朋友他们是怎么走的，怎么弄，去哪儿订大巴？最终，一位乌克兰本地的朋友直接给我订了大巴票，我咬咬牙当天就出发了。

　　出发的大巴车上，只有两个外国人，除了我，还有一个“印度老表”。其他的，要么是乌克兰人，要么是摩尔多瓦人。我听说摩尔多瓦有一些亲戚在乌克兰，他们之间可能会相互拜访。

　　整辆车，也只有我俩是青壮年男性，其余的要么是老年人，要么就是妇女。在乌克兰，征兵年龄段以内的男性，是出不了境的。除非是货运司机，或者你能拿出其他的证明文件。

　　过摩尔多瓦海关是第一关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好不容易从摩尔多瓦坐大巴到边境，结果却被海关遣返回国了。

　　遣返的理由有很多，战争期间，没有正当理由海关是不会放行的。就算是来念书的，还需要乌克兰的学校给这边的海关发邮件或打电话，说明学校的哪个同学需要回来。

　　可即便学校打了电话、发了邮件，具体还得看当地海关放不放你进。对那些准备在乌克兰入学的新生来说，只有学校的邀请函或签证，没有当地的居留证，拒签率几乎是100%。我还听说，有学校老师直接开车去海关，想接学生进，都接不进来。

　　我是战前就在乌克兰，也办了当地的居留证，因而幸运地被摩尔多瓦海关放行了。过乌克兰海关是第二关，我还记得凌晨两点左右，我已经睡着了。有一个拿着手电筒，扛着枪的女军警走上车，拍了拍我说，收护照。

　　等我的护照被拿回来时，司机大哥顺口问，这是哪个国家的护照。他们得知我是中国人后，都很意外，觉得中国人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来呢？在此之前，他们都以为我是印度人，我当时的肤色也很“印度”。我是云南的，当时被晒得黢黑，搞得“印度老表”一上车就热情地问我是印度哪个城市的？

　　车里只有我们两个外国人，过海关时，司机很怕我俩的证件出问题，耽误事。当时，我想下车去上厕所，可厕所只有乌克兰海关里有。必须得等上一个人回来，下一个人才能接着去上，有点像小学上课（要上厕所）一样。

　　我刚想下车，司机就嘱咐我，“你别上了，你如果上完赶不上车怎么办？护照检查没事就赶紧走吧”。

　　大巴车经过的第一个点就是我第一次来乌克兰住的地方，接着，我又路过了第二个住过的公寓，第三个住过的房子，一直到终点站。

　　我的鼻腔有点发酸，感觉关于战争的一切就像一场梦，梦醒了，基辅的一切都没有变，时间也停留在了那个最美好的时候。

　　我盯着那些房子看得发呆，房子还是那个房子，但房子里的人呢？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提醒我，他们已经上战场了。我跟他们的聊天记录大多停留在战前。这一切都不是梦，已经回不去了。

　　我每次走在基辅的街上，只要不刻意去想战争的话，就觉得跟平常一样。这大概是因为，在基辅，路面的修缮一直在进行。哪怕可能一炸就没了，但该有的还是要有。

　　除了偶尔会在街上看到那种拦截坦克的“捷克刺猬”——这是战争留下来的，平时会放置在马路旁边，我的思绪才会被拉回到战时。

　　防空警报基本每天都会响，尤其是在夜里。在夜里，我通常会刻意不让自己睡得太死，但实在太困我也控制不住。理论上，只要防空警报一响，就需要跑去防空洞。

　　但我一般都是防空警报一响，第一时间看群里的新闻。如果新闻里说的是“无人机轰炸”，那么我就接着睡。对付无人机，基辅的防空系统还是绰绰有余。

　　如果新闻里说“轰炸机来袭”，那么我就要让自己清醒起来，有可能会去防空洞。可如果新闻里说“战斗机或导弹已经发射了”，那么我就会毫不犹豫跑去防空洞。

　　不同的导弹，留给我们的逃生时间还不一样。比如“高超音速导弹”，逃生时间就只有10～15分钟。如果是“巡航导弹”，逃生时间就会有半个小时。所有的这些信息，实时新闻里都会写明。

　　重回基辅的第一天，本地同学就给我手机装了好几个防空警报的软件。一旦有空袭，它们就会来轰炸我的耳朵，就跟那些老人机似的。

　　回想战争刚爆发，第一次响防空警报时，我还毫无感觉。当时，我连觉都没睡醒，就被我室友摇起来说，打仗了。我以为我在做梦呢？

　　很快，我觉得好像空气里都有股火药味。我第一次有那种未知的恐惧，觉得一旦暴露在外，可能瞬间我这人就没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颗导弹，我人就挂了。

　　打仗的第一天，大家就老老实实待在防空洞里。因为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，我们只能在手机上看新闻，过一会儿就越看越毛——一开始说只是导弹轰炸，到后面就说什么地面部队已经向基辅进发了。

　　到了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大家就慢慢松懈下来，就觉得这个事既然已经发生了，那也没办法，然后就开始该做饭做饭。

　　那几天，中国留学生天天聚在一起做饭，我最记得北方的同学在那包饺子，南方的就在那炒菜。平时，大家都是几个土豆胡乱了事。一打仗，大家是能吃多好吃多好，弄得热火朝天，就跟过年了似的。

　　管你防空警报响不响，我们就在宿舍上面做我们的饭。搞得乌克兰人都很诧异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这些中国人还有心情做饭？

　　事后回想，啼笑皆非。我觉得这也跟我们这些人从没经历过战争，觉得战争只在电影、电视剧或游戏里存在一样有关。

　　反观我的乌克兰同学，本地学生能走的都走了，不能走的，他们也是一响防空警报，立马去防空洞。他们做饭要么是在防空洞里做，要么就在宿舍做好了，然后端到防空洞吃。不像我们，只有听到外面爆炸了，才吓得赶紧去防空洞躲一躲。

　　当时，本地学生的心情也跟我们不太一样。我记得，战争的第一天，几乎所有的乌克兰人都在哭。而我们哭，都是因为看到当地人的遭遇。

　　就这样，我终于回了国，学业被打断、一切计划也被打乱。当时，我连吃饭的家伙——大提琴都没带走，它被放在学校的防空洞里。这也是我想重回学校的一个原因。

　　这次重回学校，大提琴是找到了，可我的那口“贵锅”——那是我在战前，稀里糊涂花1000多人民币买的，却没了。我经常拿这件事调侃，我在乌克兰念了快五年书（预科一年、本科四年），混得连口锅都没有。

　　我现在也不想重新买锅，就跟隔壁宿舍的共用一口锅。锅铲我也是借的，谱架也是，能凑合就凑合着用。战前，我买一个东西时会考虑“这个东西会用比较久，我要买好一点的”。但现在，我是越简单越好，（再好的东西）说不准哪天就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

　　5月份，我住在基辅的学生宿舍，当时还是按区域轮流停电。比如，同一个时间段，有可能这条街有电，那条街就没电。我们装了一款手机软件，里面可以查停电的时间段。

　　当时，每天都可能停电，有时候停一次，有时停两次，一天通常停3、4个小时。但到6月初，我住进本科导师在基辅州乡下的房子时，一天就只来一次或两次电，一次一两个小时。停电越来越严重，那款手机软件也越来越不准时，有时候上面说什么时候来电，结果又没来。

　　我在国内也经历过停电，停了电还能用4G网。但在这边不可能，基辅一停电，可能是把移动网络的基站都给关了。在基辅市区，一停电，网络就会很卡。而到乡下，只要一停电，我连手机的短信都收不到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

　　在乡下，一停电，导师家的抽水机也罢工，水也停了。对现代社会来说，停水停电简直是要命。我也是生平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，哪怕2022年打仗时，都没停过电。

　　住在基辅高层公寓的人更惨，比如我导师在基辅的公寓是14楼，一停电，电梯也不动了。我导师八十多岁了，左腿还出过车祸，基本走不动了。我导师住的公寓只能用电磁炉炒菜，一停电，菜也炒不了，楼也下不了，很难办。

　　也因此，我导师一有空就会往他在乡下的房子跑，一是乡下可以用瓦斯炒菜。二是他可以住一楼。乌克兰这边正常是60岁退休，但我导师非常热爱他的工作，就一直干。他属于是乌克兰的功勋艺术家，在国家最厉害的乐团干了二三十年首席。

　　在基辅，一些新修的公寓或写字楼，会在电梯里放一个急救包——里面有水、巧克力啥的，还有尿布，以防电梯的人在停电后出不来。不过，这样的急救包一般很难用到。

　　更难熬的是没有电的冬天，基辅的冬天最冷可以到零下十几度，一停电，暖气也用不了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当时在国内，听我基辅当地的朋友说停电很严重。

　　朋友还告诉我，政府在很多社区建了“无敌点”，就是临时的庇护所，里面有电、有暖气，有热水，还有些食物啥的。大家就这么硬撑着过了几个月，后面情况就好转了。

　　停电的夜晚，我一般会先用户外灯撑一撑，等到户外灯没电时，我就会点起蜡烛。在宿舍的很多个夜晚，我都会边点蜡烛边练琴，这很常见。而到了乡下，蜡烛也变得越来越稀缺。天一黑，我就摸黑拉琴。

　　很多人家里会自备发电机，这在乡下更常见。在基辅市区，一些商场、超市或药店等，也会备发电机。一停电，就可以用发电机顶上。

　　但我导师家没有发电机，一停电，网也没，水也没，感觉自己真是“一觉回到了解放前”（捂脸哭）。我只能安慰自己，这里适合闭关练琴，正好现在快期末考了。

　　我战前租过的公寓，当时夏天吹空调的话，一个月一个人的水电花费等——这边叫公用事务费用，会将水、电等费用统计到一个账单，就要500块人民币左右，很贵。更别提现在，我连公寓的电费都付不起。

　　支付双倍电费，也是因为基辅最大的发电站被炸了，而基辅又是这边人口最多、用电量最大的城市，发电站一时半会儿修不好，就只能从其他国家“借电”过来，就很贵。

　　基辅的公寓一般分成两种，一种就像国内的赫鲁晓夫楼，这种是没有保安的，只有一个单元门。我记得战前，找一个这样的老公寓，交通便利点的，也要一千五六每月。另一种新的公寓楼，有门卫，类似国内的小区，但价格很贵很贵，战前就要三四千一个月。

　　跟国内一样，这边租公寓也要付中介费跟押金，这样一来就更贵了。打仗之后，现在最划不来的就是租房子。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儿，哪怕之后你人撤走了，但还有一些东西留在房子里，房东一样会让你付房租。

　　在基辅市区，其他物价也都在涨，几乎每个超市里的所有东西，每个月都在换价格。我记得之前去学校附近最高档的超市，随便买点东西，差不多也就是一百多两百一个人。现在就连我们宿舍旁边那个超市，我进去随便买个鸡蛋，再买点啥，都得人民币一百多。

　　我经常去吃的那家煎饼店，它每次出新价格就拿胶布粘上去，老的（价签）也不撕。短短一两个月，它那个胶布厚得不知道有多离谱。按当地币格里夫纳算，涨了估计得有二十。

　　这边在外面吃非常贵，最便宜的就是这个煎饼，一个煎饼现在也要人民币十五六块了。我老说，如果这边有国内那种十多块钱的盒饭，我肯定是第一个去办年卡的。

　　物价飞涨，最近看新闻，当地的平均薪资涨了一些。基辅的工资真的不高，拿我导师来说，他在国家最厉害的乐团干首席，已经干到头了，一个月的退休金加工资也就1000美金（约7250人民币）。

　　但在基辅，现在一个月哪怕都自己做饭，生活费也至少要两三千人民币。很多人还要租房，战前最便宜的公寓也要一千五百多人民币，现在租金也涨了很多。所以，普通人不涨工资真是活不下去。

　　再说了，薪资再涨，也赶不上当地币贬值的速度。我记得19年刚来基辅时，美金兑当地币格里夫纳的汇率（以下简称汇率）是，1美元换当地币24或25，最高时28。打仗的前两天，汇率又到了1:30或31。打仗之后，汇率一路飙到了1:40。

　　如果当地币再这么跌下去，那跟废纸还有什么区别？最后政府要求强制封盘，汇率跌到40之后，就不能再往下了。可这次大规模停电之后，估计汇率怕是跌破了40。

　　我在基辅一般都用美元，我轻易不会换当地币，除非我知道自己要用多少，当天就把它花掉，不会存在手里等着它贬值。

　　看汇率，也成了我的生活日常，每次上街我都会去看。现在，正常的汇率是1:36到38区间。如果汇率跌破了38，那可能就意味着最近会有轰炸，或是其他不好的事情。汇率的变化，一般会比实际发生轰炸等事件，要早个一两天。

　　一旦汇率异常，我会第一时间把自己的大提琴拿去防空洞，这样防空警报一响，我就能跑得更快。

　　我住在导师家的阁楼，一下楼就是他家的院子，他们平常休息就在前院，是一大片草坪，旁边还长了些迷迭香之类的香料。

　　后院需要我拐个弯才能到，很大一块地方，种满了各种果树，有苹果树、梨树、李子树，还种了草莓、小瓜，塑料大棚里还种了番茄和黄瓜。当然，这些农作物基本都是我导师托邻居帮忙打理的。

　　如果有自家菜园还没有长好的，我导师又很想吃的，就可以去镇上买。镇上每天都可以买到新鲜的蔬果，比如刚从地里拿出来的黄瓜、土豆。

　　我导师家的房子很大，家里的设施也很齐全，壁炉、烧烤的地方都有。不过，一出家门，我现在住的这个村子，村里的路基本是那种石头路，有些路段还有那种老土路。村里路灯也有，但也要看路段。

　　由于这边都是私人土地，即便只是在村子里建一个路灯，也需要这段路的所有居民都同意，大家都出这个钱，才能建得起来。也因此，这边乡下的基础设施参差不齐，有些村子的村民有钱，就把路弄得好一点。有些村子大家都不愿意盖，就是那种老土路。总的来说，这边乡下整体的基础设施比不上国内那种政府帮建的“最美乡村”。

　　到了周末，排队出基辅市区的人，非常多。像我导师一样乡下跟市区都有房的人，到了周末，都恨不得往乡下跑吧。

　　住在乡下的另一个好处是，听不到防空警报。相比基辅市区，村子里相对更安全。因为这里没什么军事设施、也没什么能源设施，他炸了也没用。而且一颗导弹就价值几千万美金，也不太会拿它来炸村子。

　　除非地面部队进来占领土地，才会波及到村子，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来轰炸村子的。村子里也没有防空洞，但这边会有地窖，有点像国内北方的村子，他们会把秋天吃不完的东西存在地窖里。地窖，就类似村子里的防空洞。

　　我算是同学中唯一一个住进导师乡下家里的学生，他就在家里给我上“小课”。这是导师主动提出来的，因为他有一次跟着乐团去日本巡演，好几个月没能给我上课，他就想着给我补课。有过第一次后，这好像就变成了一个“传统”，我每个学期都要来。

　　不过，说是说“小课”，但我导师一分钱都不收我的。我还想着不收钱，那就买点菜、买点米，他也不收，还让我在那吃、在那住。

　　我们处得很好，跟俩爷孙一样。我经常开玩笑跟他说，他这个级别的艺术家，放在国内，上一节“小课”都得好几千一小时。他就回我，“那好，我要去中国当百万富翁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自从打仗后，我导师一步都没离开过基辅。最严重的时候，军队都已经打到基辅外围了，我当时在回国路上，一直打电话劝他出国躲一躲。他不在征兵的年龄段，是可以出国的。他还有很多欧洲的亲戚和朋友，也都劝他。

　　住回基辅市区后，一有休息，我基本就会去听音乐会。打仗之后，这边有非常多的音乐会，街边、音乐厅、博物馆，到处都是。我感觉现在的音乐会比战前还多。

　　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，这是好事，我们能得到的表演机会变多了。以前挤破脑袋才能争取到的表演机会，现在变得非常多。

　　我见过的大部分音乐会都是募捐性质的，比如给前线士兵买物资。也有一些实践性质的音乐会，就是演奏一些新的音乐作品，这些作品多是战争期间创作的，以学生创作的为主。

　　我印象最深的一场音乐会，就属于实践一类的音乐会。它开在基辅的一个小剧场——它也是咖啡厅，平时会做一些小型的放映。当晚，音乐人在台上演奏，背景播放的是她在前线城市走访拍的纪录片。纪录片拍到了这些城市的街景、废墟，更多的是讲述老百姓的故事。

　　我记得，片子中间讲了个小女孩的故事，她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爸爸妈妈，几乎一夜之间家里面的人都没了，家也变成了废墟......

　　拍纪录片的是位乌克兰女生，她应该是属于志愿兵。我身边的当地朋友，也有女生去参军的，大部分我玩得好的男生朋友，都在部队。

　　每次经过学校的大教室，我都会回忆起战前，几乎每天晚上，这里都会有各种专业的学生一起玩，一起搞音乐会。管你是学古典乐的，还是玩爵士的，都可以一起玩。弹贝斯的跟拉大提琴的一起，吹萨克斯的也跟小提琴的凑一块儿。

　　可现在，学校里也多了很多我不认识的新生。那些我认识的朋友，有的上战场，有的出国，恐怕再也回不到当时了。

　　再过一年，我也将完成学业离开乌克兰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朋友们，和这段留学经历。